当上器官捐献协调员，面对的都是万分悲痛的家属，在这个时候，我却必须要开口跟他们讨论死亡、提出捐献。我不知道，哪一分钟我就要马上出发，去触摸死亡。我们是“生命的摆渡人”，我们不仅摆渡着患者的希望，也摆渡着家属的念想。
大家好，我是孟风雨，风雨兼程的风雨。我是一名90后的器官捐献协调员。
2017年4月28日，我买了一顶棒球帽，送给一个男孩，他叫叶沙，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才16岁。因为脑血管意外导致脑死亡，他的父母，决定捐献出他全部有用的器官。
在前不久举行的中国女子篮球联赛上，他的5位器官受捐者组成了一支特殊的篮球队，他们中间年龄最大的54岁，最小的才14岁。他们穿着印有“叶沙”名字的球衣走进赛场，为热爱篮球的叶沙圆了一个梦。
作为全程参与的协调员，让我印象最深的，是它背后的故事。
那天，我和同事陪着叶爸叶妈，护送叶沙转运到手术室。途中，他们一直紧紧地抓着儿子的床沿。到了手术室门口，依旧久久地不愿意放手。因为他们知道这一放手，就是和孩子的永别。
但是时间是宝贵的，我只能残忍地告诉他们：“再不放手，就来不及了”，叶爸叶妈慢慢地、艰难地放开了他们的手。
手术完成得很快，叶沙的器官被陆续地从手术室转运出来。我现在依旧清楚地记得，每一次他们都是踉跄几步上前，死死地盯住那个器官专用保存箱，想抚摸，却又不忍。只能追赶、目送着医务人员离开，去挽救另外的生命。
手术完成后，我们给叶沙擦洗了身子，穿上了帅帅的西装，系好了领带。我在心里对他说，“叶沙，你被剃了个小光头，可能心里有点小生气吧？姐姐帮你戴上一顶棒球帽，到了天堂，你依旧是最帅的”。
因为“双盲原则”，供受双方是无法见面的。于是，我来到了受捐者的病房，想把他们的感谢录下来。
他们拟了一遍又一遍的录音草稿，每读一遍，便会问病友和我：“这样可以吗？孩子的爸爸妈妈听了会不会难受？”一个多小时后，录音终于完成了。“孩子的爸爸妈妈，你们好，你们孩子的部分捐体在我身体里安家了。它们现在很好，很棒。我会带着它好好感受世界，谢谢你们的孩子，谢谢你们！”
在追悼会上，我将这段录音放给了叶爸叶妈听，让他们知道，“叶沙们”很好。
每一例器官捐献背后，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。在这些故事里，我一次次体会了什么是活着，什么是死亡。
2018年8月，才1岁的涵涵病情危急，靠呼吸机和大量的药物来维持生命体征，随时可能心跳骤停。到达ICU时，涵涵正在做心肺复苏，涵涵的爸爸妈妈瘫软在地上，捂着脸痛哭着。
在医生的介绍下，我和同事向涵涵爸妈表明了来意。在向他们讲解器官捐献的流程和政策法规时，涵涵妈妈一直在催促：“快一点，来不及了，我们快签字。”
大多数时候，我们接触的家属对于捐献都有着天然的抗拒。涵涵妈妈的理解和支持，让我感到十分地惊讶。后来，我才知道，涵涵邻居家的小哥哥就是一名尿毒症的患者，等待移植很多年。涵涵妈妈希望，涵涵的捐献能够让其他的孩子不要等得那么艰难，她也希望才一岁的涵涵能够以另外一种方式好好感受这个人世间。
手术完成后，我们陪着涵涵一起去了太平间。我们离开时，涵涵的爸爸妈妈坐在太平间门口说：“你们先走，我们再陪涵涵一会儿，待会儿再走。”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一陪就是整整一夜。
最终，涵涵的捐献让两名尿毒症的患者重获新生，让两人重见光明。
自从当上器官捐献协调员之后，签字、陪伴手术、参加追悼会……每一个环节都饱含了泪水，整个过程都充满着悲伤。
于是，我开始克制了自己爱笑的性格，收起了所有花花绿绿的衣服。现在，我的穿衣标准是：沉稳、素色。因为我不知道，哪一分钟会需要我马上出发，去接触悲痛的家属，去触摸死亡。
其实我们这支队伍里的每一个人，都曾无数次面对了白眼、误解甚至是谩骂、推搡。
记得有一回，一名ICU的医务人员看到我就说：“啊？你又来了？你一来我就觉得我们科又有病人要去世了。”无心之言，却让我觉得，是不是我来了，别人就认为“死神来了”。
说实话，直到今天，我依旧不知道怎么去安慰捐献者的家属。每一次，面对他们的悲伤，我还是会手足无措，我只能沉默地站在他们的身边，拍拍他们的肩。
我见过许多面对死亡的方式，不论是哪一种，它都告诉我同一件事：生命的遗憾，需要用爱去填补。回首时没有遗憾，才能够告别悲痛重新出发。
再次见到涵涵妈妈时，她紧紧地握住了我和同事的手，眼里含着泪水，却又笑着对我们说：“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让涵涵以另外一种方式活着。”
我是在那一刻清楚地意识到，器官捐献协调员不是“死神”。我们是“生命的摆渡人”，不仅摆渡着患者的希望，也摆渡着家属的念想。我们风雨兼程，风雨无阻。
我是新青年，孟风雨。
